拜伦·古德

1、对医学人类学而言，用当今的临床实践与生物医学知识作为比较研究之标准的不足，能从几种途径得到说明。把其他社会的治疗活动看做“原始科学”或流行分科的原始形式——比如看做原始手术或民间心理疗法——今天基本上已不被接受，至少当说得太明显的时候是这样。另一方面，依据生物医学中流行的范畴和实践组织起来的比较研究——比如，对“诊断”的跨文化分析被理解作是对患病的个人身体症状的理解——却相当常见。然而，这种分析既揭示问题也带来误导许多社会的“诊断医师”很少探查病症，进行诊断时患者甚至常常并不在场。社会领域或精神世界反而往往是受“诊断”的题目。由此，将跨文化分析的基础放在当今生物医学中流行的实践之上，带来的发现可能假

2、我们该怎样来发展这样一些理论，它们相信行动者“能以种种创造*方式反抗那些控制着他们绝大部分生活的人的权力，同时既不将不属于他们经验的各种意识或*形式误归于他们……也不将他们的实践贬低为前*的、原始的、甚或误入歧途的？”阿布-留赫德问道。我们如何能在人类意识中认出社会和历史的存在、认出各种形式的自欺和歪曲，同时并不贬低对知识的地方*声称？我们如何能以这样一种方式书写病患，它既突出我们对活生生经验之现实的理解，同时仍然言及行动者只是模糊察觉的宏大社会和历史进程？